另一种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是社会有机论，这种理论将社会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个体的简单的结合。
[9]根据1953年选举法的规定，农村和城市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量比例为8：1。这是民主立宪建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同纲领》的配套立法，与《共同纲领》一起构成临时宪法的基本框架。
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根据1995年修改后的选举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每24万城市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量比例为4：1。[2]《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7页。有共同纲领留下的宪法政治文化遗产、五四宪法创建并由八二宪法承继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基础、宪法修正案规定的依法治国和人权保障的指向，以及宪法至上与依宪执政的政治保障，中国宪法政治一定会走向人们期待的未来。需要尽快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法，在合理划分事权、财权、制度权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政化。
上个世纪的后20年，在一国两制思想的实践中，诞生了一种新的地方制度，即特别行政区制度，适用于香港和澳门。宪法相关法制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国家和地方政权体系，包括有关国家政权建设的选举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28]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当然，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应当有所区别。在人格权法中也可以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将其设定为一种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定情形下有采取积极行为的义务，这是以人格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法律义务。[7]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据本法承担民事责任。[29]Rehm认为，自主决定的利益其实和隐私权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仍然可以把这两种利益都放在隐私权下面来保护。
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为自己的中心轴。因为法律行为是指能够产生当事人预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
其不仅可以产生于合同订立阶段，也可以产生于合同终止后的情形。另外，税务机关请求纳税人缴税，也应当以税收债权的存在为前提。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需要在公共道路、公共空间等地设置监视、监控设备，由此也带来了如何区分个人隐私与公权力之间界限的难题。住宅是个人的城堡(a mans houseis his castle)，这句英国法学家提出的法谚表现了空间隐私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尽管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都已独立成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规则，如连带之债、按份之债、不真正连带债务等。其保护的重心，在于限制对个人信息资料的搜集与利用。[6]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4页。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以及受众的无限性导致的。
例如针孔摄像机、远程摄像机、微型录音设备、微型窃听器、高倍望远镜、卫星定位技术的出现，过去科幻小说中所言的在苍蝇上捆绑录音、录像设备的技术在今天已成为现实，个人隐私无处遁身，个人隐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有学者建议，未来民法典应当赋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居所指定权、教育权、抚养权、财产管理权等，并明确父母依法应承担的义务[36]。
然而，由于我国没有民法典，所以此种情形在我国根本就未曾发生过，因此，我们不能以去法典化现象来否定法典化在中国立法实践和国家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来否定我国对民法法典化道路的选择。价值体系保持一致，才能够保证法律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保证形式体系的形成。
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民法典在此方面应当借鉴大陆法系成熟的经验，采用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以便于解决和落实基金会法人、仲裁委员会、宗教团体、寺庙等主体地位。正因为法律适用具有一致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在规范的约束下进行，保障法官平等地、统一地对不同案件作出判决，实现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符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要求，从而实现法的安定性。因此，有关责任制度独立规定的结构应当坚持，但是《民法通则》有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已经被《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所涵括，不宜再规定于民法典总则部分，该部分只宜规范可共同适用的民事责任规范。对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可以表示为: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所谓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对请求权的体系进行全面考察而寻找最准确的基础的方法。所以同样是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可能因权利人未追认而无效，但根据《物权法》第106条，权利人即便不追认，也可能是有效的。
而保持价值的统一和一致性就必须要制定民法典。债法总则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战略任务，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禁止采取窃听、搜查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通讯秘密。隐私不仅是指消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它还包括了权利人自主决定自己的隐私，对影响进行积极利用的权能。
[31]另一方面，个人资料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私密性。一旦在我国制定民法典后，大量单行法仍继续存在，除非是在民法典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民法典就应当优先于其他法源而得以适用。
这就表明了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侵权责任法是处理各种侵权纠纷的裁判依据。(二)民法典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案件的保障作为整合私法制度的统一体，民法典还将统一民事审判的司法规则，能最大限度的限制法官的恣意裁判，[5]换言之，民法典为法官提供了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裁判规则，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极为重要。所以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资讯集中。如果在民法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进一步对人格权予以全面的确认与保护，并确认民事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这必将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能体现民法是人法，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使命的普遍价值。
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百科全书，民法典必须通过合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为法官裁判各种民事案件提供基本的裁判规则。此外，还要看到，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不尊重个人人格的封建传统的国家，对人的关注与保护愈发重要。
第五，责任方式的特殊性。六是私人活动的自主决定权。
按照此种体系来整合我国现行法律，笔者建议民法典的制定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通过修改补充《民法通则》，将其改造为民法典的总则。还要看到，法律关系编排方法适应了民法发展的需要。
在法律行为制度中，不仅要规定有关法律行为的概念、生效条件以及无效法律行为的类型、未生效的法律行为等，也需要规定意思表示的概念、效力的发出、到达、解释以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等各种情形[27]。个人信息资料(personal data)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它包括个人出生、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各方面信息的资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大陆法系对民事权利的最经典分类方式之一，对于正确认识、理解和行使财产权影响甚大。[19]［葡］孟狄士著，黄显辉译:《法律研究概述》，澳门: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法学院，1998年，第78页。
第五，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培养法官体系化的思维方式。中国立法机关已经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侵权责任法》，实际上是采纳了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的观点。
法典化势必综合既有的法律经验和法学理论，概念、规则和观念都更精确，[11]能为法官提供更有操作性的方案，可确保同一规范适用统一，这也是法律可预期性延伸出来的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隐私权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尤其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使得对公民隐私的保护显得极为迫切。
第四，完善法律行为制度。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高度抽象和全面概括。